在出差去温哥华的前三天，我每天的平均睡眠不足5个小时，而这绝不是因为兴奋所致。我最忙碌的最后一天几乎惨不忍睹：早上7点起床，赶着8点到公司，把头天晚上校对好的黑白纸样标好各种备注放在美编的桌上；给国外发邮件继续索要久久没有回复的照片；撰写下午用的采访提纲；10点钟，编辑部例会我是绝不能缺席的，因为老板通常会在某人出差的时候格外“想”她，并经常发问“那个谁怎么好久没来？”；12点的午饭我决定奉献给另一轮校稿，这样可以让我下午准时在1点半出发采访；从公司到采访的酒店，坐公车要45分钟完全来得及，但我心急如焚，根本受不了迟钝的公车走走停停；然后去另一家酒店补拍图片时，我也同样一挥手上了出租车；6点回到公司时，同事们都下班了，美编把改好的稿子留在了我的桌上，查邮件时发现我终于收到了国外的回复；朋友在MSN上约我打网球，我哼哼了两句歌词“没时间，我没时间”就把她给回了……谢天谢地，这样的生活终于在我第二天中午登机的那一刻终止了，我关了手机，爱谁谁吧！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已经习惯并且感谢这种出差前的奔波与昼夜颠倒，它不仅让我一天之内能处理完3天的工作，还能让我在飞机上享受比家里还踏实的睡眠，并且非常有助于克服时差。但对我这样的亚洲旅客来说，温哥华最大的时差并不是格林威治时间之差，而是生活节奏之差。
北京香格里拉酒店的公关经理E小姐曾经在加拿大工作了3年，她印象最深的是一天上午10点多，老板很生气地问她，“上班时间你怎么不工作？”E小姐委屈地告诉老板自己把今天的工作都做完了，老板气汹汹地说“那明天的呢？”E小姐小声嘀咕着“我三天的工作都做完了。”老板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摇头走了。亚洲员工接到任务，不是计划下周或者明天做，而是计划现在就做。但在加拿大，人们都保持在同一个秩序的节奏上工作，没有人慢，但也没有人快。
在格林威治时差影响下昏昏睡去的第二天上午，加拿大朋友Josie和我们一起在STANLEY公园骑自行车，高纬度加上海岸气候，温哥华秋天十几度的气温把公园里的植物渲染成十几种深浅颜色，天蓝得就像北京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温带树木上都挂着那种让加拿大人自豪的、可以证明空气质量的绿色絮状物，尽管气温只有15摄氏度左右，沿海的公园跑道上仍不乏穿着短裤甚至比基尼的慢跑者和自行车骑行者。
“你觉得温哥华的生活节奏慢吗？”我问Josie，她一边跟在我后面骑自行车，一边说，“如果是说这些在STANLEY公园慢跑的人，我想这里的速度可不慢呢。但他们怎么有时间在星期三的上午慢跑？因为他们的生活很慢。”Josie把我说晕了，因为生活节奏慢，所以他们有时间慢跑，而因为他们是用跑的，所以节奏比我要快？——这真像个悖论。接下来的这天我在山顶遇到徒步4小时的Hank，在英国湾遇到遛狗的Tom，在沙滩遇到躺着晒太阳看书的Lucas，不得不说一句，Lucas告诉我加拿大人平均一年读17本书——“是的，相比之下，加拿大人更有闲工夫。”
从飞机降落在温哥华的第一天，我还没有走出机场就把手表倒拨了15个小时，但直到2周后要离开时，才觉得自己真正进入了“当地时间”。回想自己在北京的生活，用一个月的工资办了一张某高档健身俱乐部的年卡却只用来洗澡；有3年没去过颐和园，5年没爬过香山，更不知道北京已经开放了大小无数免费公园；还曾经在即将离职的最后1天，因为忍受不了公车要花1个小时才能到公司的那份焦虑，而花了60元打车上班……
谁说旅行结束后，人们永远只能回到生活的原点？坚持环保公车出行、和朋友预约网球课、优先安排周末郊游活动……这些都是我新北京生活日程的优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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